一名瑞典记者亲眼目睹中国西部的巨大变化
（记者陈雪霏）高山（ 瑞典原名Marcus Haraldsson）是一名瑞典记者和摄影师。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６年，他曾经两次从青海省会西宁出发到香港进行骑自行车旅行和采访。第一次行程达４０００公里，第二次骑车行程也有一半多。他亲眼目睹了在短短七年里，中国西部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发生的巨大变化。他的第二次旅行主要是为了把所见所闻写成一本书《横跨中国的一条线》。
"我从小就喜欢骑自行车。我１２岁的时候，就在日记中写下我的梦想，我要进行环球旅行。我在高中时曾设想从西伯利亚穿越中国抵达新加坡。１９９９年，我获资助到四川大学学汉语。我想我要进行自行车旅游肯定有意思，"高山近日在瑞典的西格图纳中国文化节期间接受人民网记者的专访时这样说。
他在书的开头介绍说，他是有一天在洗澡的时候，突然产生了这样的念头，然后，他马上找到地图，从西宁经甘肃，四川，贵州，广西，广东到香港画出了一条线。他觉得在校学习期间接触的主要都是世界各地来学汉语的外国留学生。他想用自己所学的语言，真正了解一下中国人的生活。当时只有２０岁的他，主要是想冒险，接受更多的挑战。
他花了１４００元买了一台山地车。和一个好朋友一起从西宁出发了。他把行程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西宁到成都，他和朋友一起旅行。第二部分是从成都到香港，他完全是自己旅行。第一次旅行他总共用了１０个星期，最后抵达香港。当时，他怎么也没想到７年之后，他将在原来的路上进行第二次自行车旅行。
"第一次旅行主要是我个人的一个梦想，一次冒险。我之所以进行第二次自行车旅行主要是因为我想看看人们的生活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第一旅行的时候，我看到很多贫困现象。尤其是一些地方感觉仿佛是中世纪。与我之前在欧洲的旅行相比，简直贫困得不得了。"
高山回瑞典以后，学习了和平与冲突，新闻和摄影等专业。他也曾为多家当地和全国的各种媒体工作。他主要报道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新闻。
"１９９９年以后，我注意到中国发生很大变化，有很多事情在发生，我想了解中国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为什么变化，怎样变化等。有一天，我在俄罗斯，当时好象在下雨，我突然想到，我要进行第二次自行车旅行，完全走原来的路线，因为我有数百张照片，还有很多联系，我想我带着照片，再去找那些我见过的人们，然后，我就可以了解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也想看看那些村庄，那些城市到底都变成了什么样。这回我准备了一年半时间，因为我想把我的历程写一本书，"高山说。
高山于２００６年１月和另一位朋友一起从西宁出发，他们３月份抵达成都。然后，他学习了几个月的汉语，秋天的时候，他又开始从成都出发，骑自行车到那些他想再次途径的地方，有些地方他乘了汽车。所以，大约一半路程是骑自行车的。
"我原以为大部分的发展都是在东部地区，广东等沿海地区。但事实上，最大的变化是在西部的农村地区。１９９９年我所经过的村庄几乎都象中世纪一样贫困落后，人们的住房都是土石结构的简单房子。人们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或者还有外面的世界。很多地方没有电，没有电话，没有技术，很多人从来没看过外国人。２００６年我再去那些地方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家家有新房子，大部分人有手机，还有的有电脑。人们知道地球是圆的，也看过了一些外国人。仅仅七年的时间，一个崭新的世界建立起来了，在那些地区有很大变化，"高平说。
"１９９９年我从西宁出发，买了一个旧地图，让我吃了不少苦。我们从西宁向东走，经过一个佛教寺庙，我们曾在那里住宿。当时，他们的房子是土坯房子非常简陋。我和那里的和尚交谈，他们几乎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还有外面的世界。但是，到２００６年我再去那里时，我极度惊讶，他们盖起了新的金顶寺庙，房子都是新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宽敞。他们还配了电话，电脑，还可以上网。"
高平说，当然城市的变化更大。
"１９９９年我抵达贵阳的时候，整个城市看起来很旧，灰色的水泥建筑，空气中烟雾弥漫，在那里找不到西餐，也不能上网，长途电话极贵而且不好使。我几乎想中断我的旅行，干脆回家算了。２００６年，我再次来这里时，几乎整个城市都象是推倒了又重新盖起来的，因为变化太大了。肯德鸡和美国超市也都在这里落户了。"
问一个比较常问的问题，第二次旅行留给你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记者问。
"举个例子，在黄河上游有一个小村庄，我在那里注意到有一个过去的烽火台，听说过去的人们在遭到侵略或灾难的时候，点火通知下一个村子。当然，他们最后使用的时候大约是在四十年代。２００６年的时候，我再去那里，烽火台还在，但是，在它的另一侧已经竖立了中国联通的移动天线塔。魏马是一个藏族牧民，他还是照看他的牛羊，但是，他的儿子已经不再和他一样，而是到西宁去工作了，而且有了自己的手机，还给家里买了电视。所以，这里一个是烽火台，一个是移动电话，他们可以与外界联系了，这是很大的差别，"高平说。
"我在贵州见到一个家庭。他们有五个孩子。１９９９年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住在破旧的房子里，没有电，电话和电视。但是２００６年我再找到这家人时，却只看到了家里的母亲。父亲和孩子们都到东部地区广东一带打工了。我后来到广州去看了他们的两个女儿。母亲一个人过，可能孤独一些，但她住了新房子，有了电话和电视，也有了一些钱。丈夫和孩子们到春节时回来。当然孤独和金钱是否能平衡一下，还是个问题。不过，我所见到的旧房子几乎全都重新翻盖了。人们往往添的头一个大件就是电视，"高平继续说。
你最后到香港的时候是什么感觉？记者问。
"第一次抵达香港时，我很高兴因为我实现了我的冒险历程。我没想太多，也没太想别人，当时我只有２０岁，我只想我自己该怎样成长。但当我第二次抵达香港时，我感觉有点模糊。我原以为我对中国会有更多的了解，因为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这里有两种形式的报道，一种是中国的商业市场太好了，一切都好极了。而另一种就是党和人权记录太糟糕了。一个是超级地好，一个被描述得非常糟，两者很难达到平衡。但当我抵达香港时，我头脑中的画面即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它是多姿多彩的。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有很多层面，我很难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当然，我非常高兴我做了这样的旅行，"高平笑着说。
"我从小就喜欢骑自行车。我１２岁的时候，就在日记中写下我的梦想，我要进行环球旅行。我在高中时曾设想从西伯利亚穿越中国抵达新加坡。１９９９年，我获资助到四川大学学汉语。我想我要进行自行车旅游肯定有意思，"高山近日在瑞典的西格图纳中国文化节期间接受人民网记者的专访时这样说。
他在书的开头介绍说，他是有一天在洗澡的时候，突然产生了这样的念头，然后，他马上找到地图，从西宁经甘肃，四川，贵州，广西，广东到香港画出了一条线。他觉得在校学习期间接触的主要都是世界各地来学汉语的外国留学生。他想用自己所学的语言，真正了解一下中国人的生活。当时只有２０岁的他，主要是想冒险，接受更多的挑战。
他花了１４００元买了一台山地车。和一个好朋友一起从西宁出发了。他把行程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西宁到成都，他和朋友一起旅行。第二部分是从成都到香港，他完全是自己旅行。第一次旅行他总共用了１０个星期，最后抵达香港。当时，他怎么也没想到７年之后，他将在原来的路上进行第二次自行车旅行。
"第一次旅行主要是我个人的一个梦想，一次冒险。我之所以进行第二次自行车旅行主要是因为我想看看人们的生活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第一旅行的时候，我看到很多贫困现象。尤其是一些地方感觉仿佛是中世纪。与我之前在欧洲的旅行相比，简直贫困得不得了。"
高山回瑞典以后，学习了和平与冲突，新闻和摄影等专业。他也曾为多家当地和全国的各种媒体工作。他主要报道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新闻。
"１９９９年以后，我注意到中国发生很大变化，有很多事情在发生，我想了解中国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为什么变化，怎样变化等。有一天，我在俄罗斯，当时好象在下雨，我突然想到，我要进行第二次自行车旅行，完全走原来的路线，因为我有数百张照片，还有很多联系，我想我带着照片，再去找那些我见过的人们，然后，我就可以了解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也想看看那些村庄，那些城市到底都变成了什么样。这回我准备了一年半时间，因为我想把我的历程写一本书，"高山说。
高山于２００６年１月和另一位朋友一起从西宁出发，他们３月份抵达成都。然后，他学习了几个月的汉语，秋天的时候，他又开始从成都出发，骑自行车到那些他想再次途径的地方，有些地方他乘了汽车。所以，大约一半路程是骑自行车的。
"我原以为大部分的发展都是在东部地区，广东等沿海地区。但事实上，最大的变化是在西部的农村地区。１９９９年我所经过的村庄几乎都象中世纪一样贫困落后，人们的住房都是土石结构的简单房子。人们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或者还有外面的世界。很多地方没有电，没有电话，没有技术，很多人从来没看过外国人。２００６年我再去那些地方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家家有新房子，大部分人有手机，还有的有电脑。人们知道地球是圆的，也看过了一些外国人。仅仅七年的时间，一个崭新的世界建立起来了，在那些地区有很大变化，"高平说。
"１９９９年我从西宁出发，买了一个旧地图，让我吃了不少苦。我们从西宁向东走，经过一个佛教寺庙，我们曾在那里住宿。当时，他们的房子是土坯房子非常简陋。我和那里的和尚交谈，他们几乎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还有外面的世界。但是，到２００６年我再去那里时，我极度惊讶，他们盖起了新的金顶寺庙，房子都是新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宽敞。他们还配了电话，电脑，还可以上网。"
高平说，当然城市的变化更大。
"１９９９年我抵达贵阳的时候，整个城市看起来很旧，灰色的水泥建筑，空气中烟雾弥漫，在那里找不到西餐，也不能上网，长途电话极贵而且不好使。我几乎想中断我的旅行，干脆回家算了。２００６年，我再次来这里时，几乎整个城市都象是推倒了又重新盖起来的，因为变化太大了。肯德鸡和美国超市也都在这里落户了。"
问一个比较常问的问题，第二次旅行留给你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记者问。
"举个例子，在黄河上游有一个小村庄，我在那里注意到有一个过去的烽火台，听说过去的人们在遭到侵略或灾难的时候，点火通知下一个村子。当然，他们最后使用的时候大约是在四十年代。２００６年的时候，我再去那里，烽火台还在，但是，在它的另一侧已经竖立了中国联通的移动天线塔。魏马是一个藏族牧民，他还是照看他的牛羊，但是，他的儿子已经不再和他一样，而是到西宁去工作了，而且有了自己的手机，还给家里买了电视。所以，这里一个是烽火台，一个是移动电话，他们可以与外界联系了，这是很大的差别，"高平说。
"我在贵州见到一个家庭。他们有五个孩子。１９９９年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住在破旧的房子里，没有电，电话和电视。但是２００６年我再找到这家人时，却只看到了家里的母亲。父亲和孩子们都到东部地区广东一带打工了。我后来到广州去看了他们的两个女儿。母亲一个人过，可能孤独一些，但她住了新房子，有了电话和电视，也有了一些钱。丈夫和孩子们到春节时回来。当然孤独和金钱是否能平衡一下，还是个问题。不过，我所见到的旧房子几乎全都重新翻盖了。人们往往添的头一个大件就是电视，"高平继续说。
你最后到香港的时候是什么感觉？记者问。
"第一次抵达香港时，我很高兴因为我实现了我的冒险历程。我没想太多，也没太想别人，当时我只有２０岁，我只想我自己该怎样成长。但当我第二次抵达香港时，我感觉有点模糊。我原以为我对中国会有更多的了解，因为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这里有两种形式的报道，一种是中国的商业市场太好了，一切都好极了。而另一种就是党和人权记录太糟糕了。一个是超级地好，一个被描述得非常糟，两者很难达到平衡。但当我抵达香港时，我头脑中的画面即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它是多姿多彩的。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有很多层面，我很难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当然，我非常高兴我做了这样的旅行，"高平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