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log of xuefei

据冰岛消息，冰岛妇女协会日前决定给所有2010年出生的婴儿一顶手工编织的帽子，以示她们热烈地欢迎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纪念妇女协会成立８０周年，她们决定送这个礼物。帽子上还绣着织者的名字和组织的名字。一月一日午夜２８分一个身高５２厘米的婴儿出生了。今年预计有５０００个婴儿出生。

我于1966年12月出生在辽宁省锦州西北的一个小山村里。我的父亲曾是贫协主席，我的母亲是富农，成分比较高。这种成分高的包袱使她很容易答应一个贫农男子的求婚。当然，这也不排除我父亲英俊，口才好，能干等优点。虽然他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我母亲还是嫁过来了。
六七十年代的贫穷是几乎每个中国家庭的共同特点。但我们家的复杂情况使贫困更加明显。我父亲本来是锦州铁合金厂的农民工人。但由于家里人口多，一个工人养活不了家中六口老小。但一个农民劳动力却可以想方设法使家里人能够糊口。所以，我父亲还是决定回农村了。白天他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出工挣工分，晚上他经常编筐编篓，这样可以卖一点钱。１９７５年，我们生产队买了两台手扶拖拉机。中国提出要实现农业机械化。其中一台由我大哥开，因为他高中学习的农机。
那时的农村政策变化多端。前一年还可以种一些经济作物，例如小葱，到第二年春天就说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于是，我父亲被迫把已经见绿的小葱全部铲除，而且，到县里的大会上做了检讨。那一年，个别家庭在房前屋后种的一点小葱都非常值钱。物以稀为贵，那个年代，　在农村，家家都希望春天买点小葱，回家重新栽上，可以吃一年的。当时，我们还是统一分粮食。每年到８月份，我们家的粮食就不够吃了。所以，就熬玉米糊涂，多加蔬菜，例如茄子和土豆。
我父母和哥哥姐姐都在生产队出工。按照毛主席说的"向雷锋同志学习"，作为小学生我冬天要为学校拾粪，夏天要为生产队的猪割草，秋天为学校的牲口割草。记得我在冬天经常跟在生产队送粪的马车后面，马一拉屎，我就立刻拾到粪筐里。当时，我们每个小队有一个大坑。这个坑夏天积满雨水，到秋天生产队的人要到山上割一些草或者是荆条，投到水坑里。然后，再在上面压一层土，一层荆条棵子，再一层土。这样，经过一个秋冬的发酵，冻土快融化的时候，大坑里的土和草就变成了有机肥。社员们出工就是把肥送到地里。人们往往在春天看到地里有一排排的黑土堆儿。那就是有机肥。那时，还没有化肥。送粪的社员在装车的时候就一起议论，"将来可能还是要实行刘邓路线。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邓小平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看这是对的。"社员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我虽然只是小学生，但我对大人们的谈话感兴趣，而且记忆犹新。开春的时候，有一天，我舅爷来我家，他对我父亲说，"我看不久就要恢复刘邓路线。"
果然，１９７９年，我们家乡实行了包产到户。我们家开始在自留地上实行多种经营。我们不仅种高梁玉米大豆，还种西瓜，茄子和洋葱。一年以后，我们家成了我们村里的第一批"万元户"，我们盖了新房子，我的两个哥哥先后取了新媳妇。我们家的日子很快就象电影《喜迎门》描述的一样。
１９８２年我上高中。我们家还是种小茄子，西瓜和洋葱。大田里的高粮和玉米不用太费事，就是西瓜和茄子需要细心照料。我和弟弟妹妹每天要摘小茄子，我的手都变得紫紫的。当时是出口日本，后来我们自己也淹一些。
１９８４年我上大学。我是我们村二十多年来第一个大学生。我们全家都很高兴。那一年暑假也特别长。于是我和弟弟妹妹都在家里干四十天农活儿。然后去上学。说实话，那时感觉是最幸福的，苦尽甘来，田里的劳作使学习成为非常轻松愉快的事情。
四年大学的暑假，我目睹了农村的变化。我们盖了新房子。到２０００年我父亲６６岁的时候，我们又把两座泥草房子全部拆除，移为偏房，正房盖了一座２００多平方米的南北通透的"北京平"。现在是四世同堂住在里边。
２０００年７月我从非洲驻站回来，再看到房子时，我的心无比激动，我提笔写了一篇《二次飞跃》。如果说１９８０年我们农村家里生活的变化是第一次飞跃，那么２０００年就是第二次飞跃。毕竟２０年前的房子还是泥草房，即使是新房，也是四处漏风，保暖性很差。２０年后的房子，是砖瓦房，是混凝土浇灌的现代房。我们再也不必年年抹房了。保暖性和美观性都好多了。
２００９年春节，我母亲过６６岁大寿。我们从遥远的瑞典赶回那个曾经偏远的小山村。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座梁。但通往山村的路却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斯德哥尔摩经八个半小时抵达北京。住一晚上。第二天从北京火车站乘开往沈阳北的"和谐号"动车组列车，原本需要八个多小时的路程，三个小时就准时抵达了锦州。
　　　　　　　　　　　　停车只有一分钟！
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效率。其精确度达到了停车只有一分钟的地步。我们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我父亲再三追问，我们能下去吗？列车员微笑着说，"大爷，您不要担心，到时候我让您先把东西拿到车门口，您第一个下。"喝着一瓶免费的西藏产的矿泉水，看着车上提供的自动信息预报电子屏幕，这里的座位和飞机上的座位一样。提前三分种，我们把东西放到门口，我要下车时，列车员还把我落下的孩子帽子递了过来。当我下车以后，看到父母，爱人，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是我妹妹的孩子）和六个包都下来时，列车员挥挥手，车已经启动了。我们并不是唯一的乘客！能有这样的服务，即使比普通车贵几十块钱，我还是愿意享受这样的服务，这就是质量！
　　　　　　　　　　　太阳能最低价！
从车站到老家的公路都是新修的。我们到达松山附近，看到有些楼房全都使用了太阳能。从锦州石油六厂到我们西北山区，大约３０公里路，以往都是非常颠簸，但这一次，却一点儿也不颠。据说是镇党委书记亲自监督工程，没有任何贪污，所以公路修得公认的好。
到家第二天，我和爱人一起到集市上去。这里还是二，五，八是集。从村子出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我的母校班吉塔中学。原来的平房已经变成了六层楼。全镇的中小学生都在这里学习。学校的名称也改成了沈宏中学。据说，这是沈宏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结果。他们在附近开工厂，还为村民安装了自来水塔和水管，使这里的村民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一直吃井水的状况得到改善。村民只要每月花一元钱，就可以每天自动接两次水。农民们家家还是用水缸，就是不用再费力挑水了。这样即方便，也不浪费水。
再往前走是新盖的敬老院，鳏寡孤独老人都可以在这里安度晚年。旁边是派出所。这里还用英文标出，ＰＯＬＩＣＥ。镇政府办工楼是全新的。邮局也是新的，还有ＣＨＩＮＡ　ＰＯＳＴ字样。这可能是奥运会的影响。我爱人感到很惊喜。
我的母校班吉塔小学还在，但已经关门不用了。旁边的本地标志性建筑班吉塔还在，而且得到了翻修和保护，香火缭绕。１９７４年我上小学的时候，这个塔已经很破旧了。
在镇中心的主要街道两旁都是商店，其中的一个广告写着：太阳能最低价！附近的村民也有很多人家的房顶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
再看小凌河边的集贸市场上，各种商品样样齐全，给孩子买一双好的运动鞋只有３０元。小孩衣服也就十几块钱。货源来自四面八方，祖国各地。唯一让人琢磨不定的就是说这里可能因要修水库会搬迁，但还不知道是否真的搬，何时搬。
　　　　　　　　　　　　大年初二祝寿
大年初一下午，全村的人都来帮忙置办酒席，这也是农村地区农民资金流动的一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来帮忙，另一方面也要上礼，下次你家办事，我也这样帮你。因此，下午满院子的人，即是客人，也是帮手。
第二天早上祝寿。六层特大蛋糕摆在屋子中央。我父母坐在前面。然后我们晚辈人都给我母亲祝寿。传统还在，风俗还在。但比以前更开放，更随和，更和谐。
在共和国６０岁生日之际，身居国外的我心与您同在。一位刚从国内回来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还是国内好！"。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早日全面实现小康，更加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作者　陈雪霏，自由职业者）

 

（记者陈雪霏）高山（ 瑞典原名Marcus Haraldsson）是一名瑞典记者和摄影师。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６年，他曾经两次从青海省会西宁出发到香港进行骑自行车旅行和采访。第一次行程达４０００公里，第二次骑车行程也有一半多。他亲眼目睹了在短短七年里，中国西部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发生的巨大变化。他的第二次旅行主要是为了把所见所闻写成一本书《横跨中国的一条线》。
"我从小就喜欢骑自行车。我１２岁的时候，就在日记中写下我的梦想，我要进行环球旅行。我在高中时曾设想从西伯利亚穿越中国抵达新加坡。１９９９年，我获资助到四川大学学汉语。我想我要进行自行车旅游肯定有意思，"高山近日在瑞典的西格图纳中国文化节期间接受人民网记者的专访时这样说。
他在书的开头介绍说，他是有一天在洗澡的时候，突然产生了这样的念头，然后，他马上找到地图，从西宁经甘肃，四川，贵州，广西，广东到香港画出了一条线。他觉得在校学习期间接触的主要都是世界各地来学汉语的外国留学生。他想用自己所学的语言，真正了解一下中国人的生活。当时只有２０岁的他，主要是想冒险，接受更多的挑战。
他花了１４００元买了一台山地车。和一个好朋友一起从西宁出发了。他把行程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西宁到成都，他和朋友一起旅行。第二部分是从成都到香港，他完全是自己旅行。第一次旅行他总共用了１０个星期，最后抵达香港。当时，他怎么也没想到７年之后，他将在原来的路上进行第二次自行车旅行。
"第一次旅行主要是我个人的一个梦想，一次冒险。我之所以进行第二次自行车旅行主要是因为我想看看人们的生活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第一旅行的时候，我看到很多贫困现象。尤其是一些地方感觉仿佛是中世纪。与我之前在欧洲的旅行相比，简直贫困得不得了。"
高山回瑞典以后，学习了和平与冲突，新闻和摄影等专业。他也曾为多家当地和全国的各种媒体工作。他主要报道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新闻。
"１９９９年以后，我注意到中国发生很大变化，有很多事情在发生，我想了解中国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为什么变化，怎样变化等。有一天，我在俄罗斯，当时好象在下雨，我突然想到，我要进行第二次自行车旅行，完全走原来的路线，因为我有数百张照片，还有很多联系，我想我带着照片，再去找那些我见过的人们，然后，我就可以了解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也想看看那些村庄，那些城市到底都变成了什么样。这回我准备了一年半时间，因为我想把我的历程写一本书，"高山说。
高山于２００６年１月和另一位朋友一起从西宁出发，他们３月份抵达成都。然后，他学习了几个月的汉语，秋天的时候，他又开始从成都出发，骑自行车到那些他想再次途径的地方，有些地方他乘了汽车。所以，大约一半路程是骑自行车的。
"我原以为大部分的发展都是在东部地区，广东等沿海地区。但事实上，最大的变化是在西部的农村地区。１９９９年我所经过的村庄几乎都象中世纪一样贫困落后，人们的住房都是土石结构的简单房子。人们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或者还有外面的世界。很多地方没有电，没有电话，没有技术，很多人从来没看过外国人。２００６年我再去那些地方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家家有新房子，大部分人有手机，还有的有电脑。人们知道地球是圆的，也看过了一些外国人。仅仅七年的时间，一个崭新的世界建立起来了，在那些地区有很大变化，"高平说。
"１９９９年我从西宁出发，买了一个旧地图，让我吃了不少苦。我们从西宁向东走，经过一个佛教寺庙，我们曾在那里住宿。当时，他们的房子是土坯房子非常简陋。我和那里的和尚交谈，他们几乎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还有外面的世界。但是，到２００６年我再去那里时，我极度惊讶，他们盖起了新的金顶寺庙，房子都是新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宽敞。他们还配了电话，电脑，还可以上网。"
高平说，当然城市的变化更大。
"１９９９年我抵达贵阳的时候，整个城市看起来很旧，灰色的水泥建筑，空气中烟雾弥漫，在那里找不到西餐，也不能上网，长途电话极贵而且不好使。我几乎想中断我的旅行，干脆回家算了。２００６年，我再次来这里时，几乎整个城市都象是推倒了又重新盖起来的，因为变化太大了。肯德鸡和美国超市也都在这里落户了。"
问一个比较常问的问题，第二次旅行留给你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记者问。
"举个例子，在黄河上游有一个小村庄，我在那里注意到有一个过去的烽火台，听说过去的人们在遭到侵略或灾难的时候，点火通知下一个村子。当然，他们最后使用的时候大约是在四十年代。２００６年的时候，我再去那里，烽火台还在，但是，在它的另一侧已经竖立了中国联通的移动天线塔。魏马是一个藏族牧民，他还是照看他的牛羊，但是，他的儿子已经不再和他一样，而是到西宁去工作了，而且有了自己的手机，还给家里买了电视。所以，这里一个是烽火台，一个是移动电话，他们可以与外界联系了，这是很大的差别，"高平说。
"我在贵州见到一个家庭。他们有五个孩子。１９９９年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住在破旧的房子里，没有电，电话和电视。但是２００６年我再找到这家人时，却只看到了家里的母亲。父亲和孩子们都到东部地区广东一带打工了。我后来到广州去看了他们的两个女儿。母亲一个人过，可能孤独一些，但她住了新房子，有了电话和电视，也有了一些钱。丈夫和孩子们到春节时回来。当然孤独和金钱是否能平衡一下，还是个问题。不过，我所见到的旧房子几乎全都重新翻盖了。人们往往添的头一个大件就是电视，"高平继续说。
你最后到香港的时候是什么感觉？记者问。
"第一次抵达香港时，我很高兴因为我实现了我的冒险历程。我没想太多，也没太想别人，当时我只有２０岁，我只想我自己该怎样成长。但当我第二次抵达香港时，我感觉有点模糊。我原以为我对中国会有更多的了解，因为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这里有两种形式的报道，一种是中国的商业市场太好了，一切都好极了。而另一种就是党和人权记录太糟糕了。一个是超级地好，一个被描述得非常糟，两者很难达到平衡。但当我抵达香港时，我头脑中的画面即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它是多姿多彩的。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有很多层面，我很难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当然，我非常高兴我做了这样的旅行，"高平笑着说。

人民网斯德哥尔摩记者陈雪霏
瑞典哈马碧滨水新城是一座可持续发展城市。它为现代城市的开发建设提供了很大启发。我们不一定照搬，但至少它的节能环保理念值得我们学习。
据介绍，哈马碧生态城的建设成本比斯市其他地方的建筑成本高２％到４％，但环境影响却比原来降低了一半。
看一个城市可持续还是不可持续，主要是看水、空气和土壤是否受到污染，能源供应是否可靠，因为如果水、空气和土壤都污染了，它不但会影响人和动物的健康，而且使未来的经济发展难以为继，人们的基本生存状况会受到严重威胁，子孙后代会受到负面影响。例如，儿童的铅中毒，或者是儿童腹泻等可以造成生命危险。
要建可持续发展生态城，需要更新观念，需要打破条条框框，各部门要通力合作。在哈马碧就是在地方政府、开发商和环保部门的协商下，讨论好如何建立垃圾回收系统，给排水系统，能源供应系统等。从一开始就坐在相同的地点办公。大家打破门类界限工作，这样极大地缩短决策过程，并且使得项目进展非常顺利。这种独特的工作方式，实现了新的整合资源方案，例如，垃圾回收以后，焚烧部分的热能可以为能源部门所利用，为小区供热。用户的家庭厕所和厨房等的污水统一收集并处理。处理过程中的热量也可以被能源部门利用，提炼出的生物燃气可以被利用。固体废渣由于没有受到污染，可以返回到农业生产和花园当中做肥料。
要防止污染，就必须对小区的居民进行宣传教育，不要往马桶里倒有毒的液体，例如，药品，或者化学物质，或者是小孩的尿不湿。马桶里只能有粪尿和卫生纸。马路上的雨水要收集起来经过沉淀再排到湖里。房前的水渠可以把房屋附近的雨水收集起来，可以直接排到湖里或海里。房顶和阳台上的花盆，绿色植物等都是收集雨水的一种方法。
哈马碧原来是个小摊贩呆的地方。有洗车房，灯泡厂，黑市场等等，环境污染严重，土壤污染严重。
　　　　　　　　　　　　如何开发，怎样实践？
要建可持续发展城市，需要政府，开发商和环保部门坐在一起协商。在哈马碧，三方讨论了三五年，到１９９７年才开始开工，但开工以后，他们已经很明确，怎样实施工程。政府要求开发商把这里的污染全部清除，原来污染的土地挖走，把好的土再填回来。作为补偿，市政在批租土地时价格上作出让步。
在使用原材料和运输方面，也有特殊要求。不许用铜和ＰＶＣ材料。建立大的材料集散地，集中把材料都运进来再开工，这样，减少对交通的影响。工程计划２０１５年全部完工。
　　　　　　　　　　　　新观念－废物不是垃圾
在这里，废物被看成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回收的材料用于生产新的物品。因此，可以节约自然资源。这有三个级别的垃圾回收：在楼宅，可燃烧废物，食物废物和报纸废纸等被分开，放入不同的垃圾投掷口，或者放在楼宅入口处。在城市边上建立自己的垃圾焚烧炉。那些可焚烧的垃圾被运到这里焚烧，产生的热量供社区的集体供暖。有机废物可以发酵变成肥料。报纸重新利用再生产报纸。
就近街区回收间，这里回收的废物包括包装，器物废物，（各种瓶子），电子废物和纺织物。各种包装可以送到特定工厂去生产新的包装。
就近地区的环保站，危险废物，有毒废物，例如燃料，油漆和粘合剂残留，指甲漆，溶解剂，电池和化学品等，分拣后交给信息中心的环保站，然后送到大型专业垃圾处理场。有些废物，例如水银灯管，需要送到德国去处理。
垃圾抽吸系统，许多垃圾投掷点通过地下管道，连接到一个中央收集站。垃圾通过真空输送到这里。一个高级控制系统将垃圾输送给大的集装箱，每个部分各一个。垃圾车可以不开进小区就取走垃圾集装箱，并且收垃圾工人免去繁重的举升工作。
　　　　　　　　　　　　　　污水一定要处理后再排放
哈马碧的一个环保目标就是将水消费量减少一半。在斯德哥尔摩，目前人均每日用水１８０公升，但在这里，他们试图减少至１００公升。通过使用环境友好的设施，目前人均每日用水约为１５０公升。
另一个目标是更清洁的排水：污水经过净化处理再排出去，将有更少化学品被带入群岛海域。还可以有一种更清洁的副产品，生物净水沉渣，将能够重新用到农业中。处理的过程使有害物质含量减少５０％，并且９５％的磷将被分离出来，重新用到农业上。
哈马碧净水厂有四条不同的净水线，化学，物理和生物工艺。输送给当地净水厂的排水，只来自住户，而非降水和工业用水，希望因此包含最少的污染物。降水和工业用水自行处理。
从排水沉积物中提取生物燃气。用于公共汽车和当地１０００个燃气灶。
　　　　　　　　　　　　　　雨水如何处理
所有的积水，雨水和融化水，都由当地处理。小区地表的积水深入地下或被导入运河。在小区有降水沟，通过台阶流向哈马碧海。马路地沟水被导入两个封闭的蓄水池。在那里，水保持静止沉淀，然后将水导入运河中。绿色房顶和花盆都是积蓄雨水的好办法。这样可以延缓下流并使其蒸发。
　　　　　　　　　　　　　　能源一半来自垃圾和污水处理
当哈马碧生态城建完以后，当地居民将自己解决生产其所需能源燃料的５０％。污水处理过程的热量和立即焚烧过程的热量都可以转化为热量，降温和动力。集中供热。污水处理过程产生热量，经过净化的排水在由热交换泵冷却之后，也被使用，用于集中降温网。有些楼房和办公室安装了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来供电和供热水。
从哈马碧的开发设计来看，不是做不到，而是看你是不是想做。当然这里也有资金问题。但问题在于，如果开始多投入一些，把垃圾回收，热能回收，污水经过处理，那么，以后就可以避免严重污染的问题，也可以获得一半的能量。当然，物业管理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提供垃圾分类设施的前提下，还要对居民进行宣传教育。公民垃圾分类意识增强了，垃圾的利用价值也就高了。当然，有了这样的循环意识，中国的工程师和开发商也许可以发明出更好的办法来。